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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施甸的契丹后裔
2001-12-02 19:48   来源:人民网   (点击数)

 

“耶律阿保机、萧太后、大辽国”这些有关一个中国古代民族的名词,与听评书《杨家将》一起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对此再熟悉不过。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统一八部,建立辽朝,公元1125年,传位天祚帝耶律延延禧,为金所灭。随后,契丹,这个极具传奇色彩的北方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219年后,自明代以降就再不见于史迹了。那么,契丹人究竟去了哪儿?他们的后裔还在吗,如果存在,他们今天的情况又是什么样?这是一个诱人的历史之谜。            

 施甸,位于云南省保山市的东南部、高黎贡山的东侧,是一个拥有32万人口的山区县,由于地处东南亚与中国内地的交通要道上,施甸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元明清三朝先后在这里发生过激烈的战事;明朝大将邓子龙曾在此设关御敌,古战场的遗址、遗冢至今犹存。硝烟散尽,岁月流逝,时间似乎要将历史的所有秘密都封存在这块岑寂的土地上;但不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股考古的热潮却在这里悄然兴起,民族学家、考古工作者、历史学家、新闻媒体纷至踏来,人们都冲着一个惊人的发现而来——施甸的契丹人后裔!            

 头顶着冬日的暖阳,记者和施甸县宣传部的老杨行走在甸阳镇大竹棚村狭窄、崎岖的田埂路上,此行的目的是探寻施甸一带契丹人的始祖阿苏鲁之墓。阿苏鲁又名阿干,据《明史.云南土司二》记载,洪武15年(公元1384年),置施甸长官司,以土酋阿干为副长官。又于洪武23年(公元1390年),置凤溪长官司,以永昌通判阿凤为长官。阿苏鲁与阿凤是元朝征战西南、素有战功的濮国公忙古代的第三代孙,据民族学者杨毓骧、孟志东的研究,辽亡后,大批契丹人纷纷归附蒙古政权,为其东征西讨,贡献甚大;忙古代的曾祖耶律秃花于恒州(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所在地之北)投附成吉思汗,忙古代从元世祖始,就长期在西南地区频繁平叛征伐,屡立战功,应是契丹云南后裔的始祖。            

 翻过一座土丘,阿苏鲁的墓地就出现在记者的眼前,两扇低矮的墓墙围托着一个并不高大的墓门,斑驳的墓体似乎再难以抗衡岁月的侵袭,据老杨介绍,这座墓是后代子孙于清道光年间重修的。走近墓碑,从明灭模糊的字迹中仔细辨认出皇清待赠孝友和平-世祖讳阿苏鲁千秋之墓这几个字。经老杨提示,记者在墓碑右侧上方又看见了两个字,这两个字上下相连,似为一体,老杨介绍说,这就是学术界所称的契丹小字,对契丹小字记者虽有所耳闻,但今日亲眼得见,仍不禁兴奋莫名。契丹纵横大漠数百年,参照汉字笔画形体创制了契丹文字,契丹文字曾是北方各民族文字的先驱,辽亡后,契丹文逐渐废止不用;因此,流传至今的契丹文十分少见,解读契丹文字也成为契丹研究的一大热门和难点,清代的钱大昕、近代的郭末若等金石学大师都曾对此做过研究。根据孟志东先生的考证、解读,阿苏鲁墓碑上的两个契丹小字的含义是长官。这与阿墓主生前在施甸一带的身份十分吻合。            

 “耶律庭前千株树,阿莽蒋氏一堂春。这是记者在木瓜榔村的蒋氏武略祠大门所见的两幅楹联,楹联暗示出耶律四姓氏之间存在的关联。蒋氏祠堂年久失修,看上去已经破败,门口的这两幅楹联因地震损坏有一半几乎不能辩识;祠堂正中挂着武略祠的匾额,匾额的左上写着契丹建国皇帝耶律阿保机之后裔太阿苏鲁任元末万户大明洪武17年任石甸长官司首任长官后封为承直郎武略将军。由此可见,这个蒋氏祠堂是为纪念先祖阿苏鲁而立,并向外人昭示自己契丹后裔的身份,但姓又如何演变为姓的呢?            

 老杨介绍,在施甸有汉家蒋阿莽蒋两个蒋氏,其中阿莽蒋自称为契丹的后裔。记者在施甸见到了对自己姓氏史颇有研究的蒋启坤先生,蒋先生告诉记者,其先父蒋蔚复曾收藏过不少族谱和家谱资料,其中《施甸长官司族谱》卷首的青牛白马图最能说明问题,据蒋先生的描述,该图正中是一棵高大的青松,两侧是并排的4棵小青松,大青松的左前方画有一条河,一男子骑白马奔向大青松所在的山,右前方也画有一条河,一女子骑青牛,同样奔向大青松所在的山。据孟志东等专家们的解读,山是木叶山,大青松象征的是契丹人的始祖,四棵小青松代表契丹后来的八部,两位男女意味着生育契丹的夫妇,左前方的河为土河、右前方是潢河。这个解读与史籍所载的契丹人起源传说基本相符。惜乎蒋老先生于1996年回乡途中遇车祸不幸去世,而保存那幅青牛白马图的族谱也落入滔滔漾濞江中,记者也无缘得见。            

 “姓为耶律阿保机的第一个字,以此为姓的多是施甸契丹的先祖如阿苏鲁、阿凤、阿保、阿龙等,由,中间还有一姓,由,可能是与当时施甸的姓土著有关,作为外来者,契丹后裔毕竟是少数,从姓,可以强化与当地土著的认同感。而由,当地宗谱有耻从夷姓,乐慕中华奉题准将莽改蒋姓两说,由此可见,改姓曾得到过朝廷和上级政府的认可。            

无论姓阿姓莽或是姓蒋,从今天施甸的契丹后裔身上半点儿也看不出契丹的影子了。记者在施甸曾走访几户蒋姓人家,其居家、饮食、信奉、婚丧、生产等事项无不与当地汉族相同,只是有一条,蒋姓家族之间不得通婚,这倒是为各家所遵从。那么,施甸的契丹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契丹后裔呢?一门新兴的考古学——分子考古学为最终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帮助。分子考古学通过提取古代各种生物的DNA,经过聚合酶链式反应(PCR),将获得的PCR产物进行克隆测序,最后对各种古生物DNA测序结果进行比较研究,找出其内在的遗传联系,分子考古学为考古学的研究提供了比较科学、客观的手段。              

1995年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国家科委联合申报了分子考古学课题,而云南契丹的问题成为该课题研究的重要内容。课题组从有墓志为证的契丹墓葬中提取标本,并从标本中提取DNA,与此同时,课题组在保山市的后庄村、龙洞村和施甸的木瓜榔村、大竹棚村采集蒋姓人氏的血样100份,并提取DNA,通过DNA测序检测,最后的结论是,在进行分析过的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人群体中,达斡尔人具有与契丹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后裔,而云南保山、施甸的蒋姓人氏与达斡尔人有相似的父系起源,结合历史资料判断,很可能是蒙古军队中契丹官兵的后裔。由此,施甸契丹后裔的确认问题最终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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