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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善洲在施甸】杨善洲同志把人民福祉举在头顶 把个人利益放置一旁
2022-04-14 09:44     (点击数)

 

我杨善洲出来工作主要是还账,主要是替我们全家报答共产党的大恩大德,我的工资是共产党给我吃饭的另一个碗。这个碗有我们全部保山老百姓的血汗钱在里面堆着,吃不完,我只能还给老百姓。

采访对象:苏加祥,1955年10月生,保山市隆阳区人,1982年至1988年,任杨善洲同志秘书,1990年,在保山日报社工作,任文艺部主任,2015年退休。

采访时间:2018年1月1日

采访地点:苏加祥同志家中

采访组:苏加祥同志,您好!杨善洲同志任保山地委书记期间,您曾有6年担任他的秘书,他是怎么处理公务和家务的?

苏加祥:我于1982年进入地委办公室担任文字秘书,对他的领导艺术、工作作风、为人处世、廉洁自律、政策水平等有很多感受。老实说,像他这样的党员领导干部并不多,我能在他领导下工作是我的荣幸。

1982年,我大学毕业,一开始被分在保山地区农校教书,不久后,保山地委抽调我去参加工作队,我要求工作队结束后还是回学校教书,可工作队结束时,组织找我谈话,要调我到地委办公室工作,让我从事地委文字秘书的工作,基本上是跟着老书记跑。发生在老书记身上的故事比较多,我讲几件印象比较深的。

大约是在1982年,那一年雨水绵绵不断地下,他家在施甸姚关陡坡村大柳水生产队,那里是山区,他家的房子后檐墙完全被山洪冲塌了,屋里全部是水。他的老伴儿张玉珍来到地委专门找老书记说起这个情况,找他要钱修房子。那一次是我接待他老伴儿张玉珍的,我把她带到老书记宿舍里,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在那里哭着讲,说房子被冲垮了,现在一家子人在天井外面的一片竹林里搭了一个棚子,棚子是用棕片编成的蓑衣搭起的,住了四十二天了,老的老,小的小,她一个妇道人家撑起一个家确实不容易。当时,老书记望着他老伴儿,表情很沉重,也许感觉到愧对家庭、愧对老伴儿,于是从抽屉和衣兜里搜出几张票子,我的记得一共搜出了六十五块钱交给老伴儿张玉珍,说:“家里房子漏雨确实老火(严重),你在生产队请几个亲戚来,先把后檐墙沟清理之后遮起来,去买点竹竹棍棍先把它挡起,房顶有几个地方漏,你先去买几个盆,哪里漏就先接一下。我也没有办法,现在整个保山都是遭水灾,比我们家严重的还有。现在叫我拿钱给你们修房子,我确实没有钱。”  

1983年7月份,又爆发水灾了。老书记的老伴儿就决定要把房子修一下,如果不修的话,就再也住不了了。他老伴儿就来找老书记商量,他让我把他老伴儿叫到宿舍。他老伴儿讲起房子如何如何破烂,根本无法住,要想办法修一修,要修房子存在哪些哪些困难,一边讲一边不断地抹眼泪。老书记说:“你说说怎么修?”他老伴儿说:“我们想办法去借一点,然后你也想办法把工资凑给我一点。”他沉默了一段时间,对老伴儿说:“我确实没有钱,我俩是夫妻,我就直接告诉你了,关于我这个工资的事,告诉你,你不要难过。我杨善洲出来工作主要是还账,主要是替我们全家报答共产党的大恩大德,所以你在家克服一下困难,修修补补,能住就行了。共产党分土地给我们,这是共产党给我们家的一个饭碗,那么这个碗饭吃的好坏,就说明你的本事大小,我的工资是共产党给我吃饭的另一个碗。这个碗有我们全部保山老百姓的血汗钱在里面堆着,吃不完,我只能还给老百姓。所以家里盖房子、过日子,切记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我的工资上,这个一定要清楚。”我当时在旁边听了以后非常震惊,如果不是我亲耳听到,从材料上看我觉得还是有些瞎编。一个丈夫、一个地委书记对自己的妻子这样讲话。他说过一句话,人应该报恩,不懂得报恩的人跟畜牲差不多。当时我都觉得有点难以接受,但是后来我越熟悉老书记就越理解他了。

采访组:杨善洲同志把施甸县城的房子卖了还债的事您知道吗?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请您讲一讲。

苏加祥:1997年,他在大亮山上跌到腿受了伤,他家姑娘(女儿)跟我说了之后,我就专门去大亮山看望他。他留我在大亮山住,当时就住在窝棚里。晚上,他跟我讲,林场职工工资发放困难,影响职工安心工作,他只好把工资全部垫给林场先发。我说:“你把工资全部垫支了,那你自己怎么用?”他说:“我自己用什么用!在山上有吃有住,不需要用啊!”后来,我听说他老伴儿张玉珍去山上找过他,说是要盖间房子,因为杨善洲外出的时候,有好几次晚上都是睡在车上,在施甸县城他又没有房子,晚上只能睡在车里。驾驶员是县城里的,让他去家里住他不去,为了省钱,他也不去住宾馆。有好多次驾驶员说看到老书记早上起来都在不停的捶腰,就跟林场反映。林场领导就跟林业局请示,要想办法改善一下他的生活环境。林业局本身就没有住房,没有职工宿舍楼,最后决定由林业局出面在郊区附近批一块土地,由老书记出钱来盖。当时他跟我讲林业局领导去找他说,他不同意,他说怎么能这样做,怎么能批给我土地去盖自己的房子?他还跟我说,有的林场职工生病了,家属去照顾病人,林场职工下去办事都没有住处,考虑到这些问题,他最后还是答应了盖一间。后来这个房子他跟老伴儿张玉珍商量由家里来盖,一共花了五万多元钱。

房子盖好之后,工头就找张玉珍结账,张玉珍答应尽快凑钱给他们。东拼西凑、和亲戚家借,也才勉强凑到了一万元,还差四万多元。张玉珍就急了,跑到林场跟他商量想办法。老书记从抽屉里拿出九千六百元交给老伴儿,说只有这些,其余的你再想想办法。我当时心情比较沉重,他说他也没办法。最后林场支部书记自学洪提议,大家凑一点给老书记,老书记不同意,说林场连工资都发不出,拿什么凑。过了几天,他请陡坡村公所的人通知他老伴儿来大亮山林场一趟。老伴儿张玉珍还乐呵呵地认为,可能是老头子凑了一点钱了,于是就连忙上了林场。张玉珍到林场后,老书记跟她商量,先把房子卖掉,把民工的钱还了。张玉珍大妈听后,边哭边说:“卖掉!你住哪里?以后你去县城出差、办事,还是睡在车上?”他安慰老伴儿说,睡在车上好,雨淋不着,太阳也晒不坏,还是个会跑的小房子,比起那个不会动的房子好多了。他说话很幽默,把老伴儿说得又流眼泪又是苦笑。卖了房子后,林场那些小年轻职工有时间就在旁边和他开玩笑,说这个老倌儿当了一辈子的地委书记连点房子都盖不起,那晚上我听了以后心酸不已。

采访组:您长时间跟杨善洲同志在一起工作,能跟我们讲讲他对家庭有什么支持吗?

苏加祥: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讲,他从来没有为他自己家里投过任何一笔大一点儿的资金。我曾经问过他,你工作以后照顾过家里什么?为家里面做过些什么?他说基本上没有,想想确实也对不起家里,但是没有办法,顾了大家只能舍了小家。说话时,他沉重地低着头,感觉到他内心比较愧疚。作为一个地委书记,从1951年到1987年为官期间,没有为自己家里面贡献过,他说过吃饭有个锅、住处有个窝就行了,他没有为自己考虑过。八十年代农村盖一间房子大约是一千二百块就可以盖好了,我当时就帮他核算了一下,只要一个月节省十块钱,从参加工作到退休,至少可以为家里盖三四间房子了。他说:“小苏,共产党要你当官是要为老百姓着想,不为老百姓着想,当官就没有意思了。”

采访组:杨善洲同志的工资不用来补贴家用,而是用来还账,他还的是什么账?

苏加祥:我进了地委办公室跟老书记时间长了以后,逐步熟了,胆子也就大了,有什么想法也敢直接问他。有一次下乡回来,我问他:“老书记,你把这个工资完全用给社会,家里面怎么办啊?”他笑着跟我们几个年轻人说:“小苏,我是一辈子在还账,因为我差账。”我们几个年轻的单身汉就说:“还账要有一个要账的人,您还的是什么账?”他笑了笑,没有回答。有一天,在出差的路上我说:“老书记,听说你还账,到底差哪几个的账?我们几个秘书都是单身汉,还是可以想办法攒一点给你。”他说:“我这个账永远还不清了,你们也没有本事帮我还清这个账。”后来才知道,他在旧社会属于佃农,一无所有,解放以后他家分到土地,盖了房子。他说如果还在旧社会,他是永远买不起土地的,房子也是地主家的,所以他的工资基本上是拿来还这个“账”,一生就为报党恩,所以还账是还共产党的账、恩情账。

他给我讲的另一件事是在滇西抗战期间,当时他十五岁就去当民工,有一个四十二岁的中年人叫汤向朝,小名叫留贵,是他的家乡人。当时去战场抬尸体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抬一个担架,上坡时留贵在后他在前,下坡时留贵在前他在后,重的那一头总是压在留贵身上。他说:“小苏,一个小小的动作就反映出这个人的品质,太难得了。所以在最艰难的时候要会替别人着想。”曾经社会上也有些不理解老书记做法的言论,但是一旦知道他的这段经历之后,也就理解他了,还账,他一辈子也还不清,他对家里肯定就照顾少。

还有一个事情,我印象比较深,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从那时开始,每个月他都会到会计室告诉会计,他的工资只留下部分生活费,其余的统统捐献给前线,一直持续到1986年自卫反击战结束。

采访组:杨善洲同志把森林经营管理权无偿交给国家之前,进行核算估价时您参加了,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苏加祥:我记得是2009年,那时,他已经老了,随时拄着个拐棍,他觉得自己无力管理林场了,就决定把它交还给国家。5.6万亩森林他请人核算了一下,当时我也参加了,每棵按十块初步估算,价值达一亿。我跟他开玩笑说,十块一棵太低了,您卖给我几棵我拿回老家盖房子。他对我说:“不要吹牛,估高了没有意思啊!我估算一下的目的只是跟你聊聊,不是说你是新闻记者叫你去宣传。”后来经过林业专家核算,整片林海的价值远远超出当时的估算。他的理念就是把大亮山绿化起来,让周围老百姓有水喝、好种田种地、有收入,效果非常明显。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惠及八方百姓。原来雷打树村红白喜事送礼不是送钱送物,而是去送水,礼薄上记的是水账,我非常惊诧,从来没有听说过缺水竟然缺到这种程度!我去雷打树村周围走了一圈,我问老百姓现在是否缺水,老百姓说记水账、还水账这些害羞事已经不存在好几年了,大小龙洞常年出着好几潭水,根本用不完。

采访组:苏加祥同志,听说您曾经和杨善洲同志在大亮山一起住过窝棚,能跟我们说说窝棚的条件吗?

苏加祥:他刚上大亮山没几年的时候我就专门去看望过他,说起那一次,我感到很心酸。我是十一月份到大亮山的,那天我本来打算看看他就走了,但是他一定要留我和他住一夜,和我冲冲壳子(聊聊天),我就住下了。晚上他跟我坐在火塘边聊天的时候,把毯子裹在身上,我才发现他的鞋子烂了,脚趾头都露出来了,衣服也破了,而我冷得穿了四件衣服。晚上我睡在床上冷得一直不敢动,风从篱笆门漏进来,一动就僵冰冰的,冷得受不了,我睡一下又起来一下,反反复复。他说:“小苏,你咋翻过来翻过去睡不着啊,哪里疼?”我只好撒谎说:“我认铺。”他瞧瞧手表已经三、四点了,问我:“肚子饿吗?”我说:“三更半夜的,饿又怎么办?您是不是要去请食堂的师傅给我做饭?”他就起来穿上衣服披上毯子,拿出床底下的洋芋到火塘上烧,一边烧一边吃一边跟我聊天。那天晚上,了解到了他的生活现状后,我又流泪了。一个老人,一个高级干部的生活状况竟然是这样。那次我从大亮山回来后,就给他买了一双鞋子。当时我还跟他讲:“您把房子卖掉也算了,但是您作为一个男人,家里面即使资金上您资助不了,您应该给他们出一下主意,最后您退休了又来大亮山,对一家老小依然没有照顾。”我说了这个话以后,他低着头,脸色很凝重,对我说:“小苏,没有办法,我父亲死得早,是老母亲一手把我抚养大的,旧社会又穷,家里没有土地,共产党把土地、房屋分给我们,我参加工作临走的时候,老母亲就嘱咐过我,说我去外面吃国家的饭,拿国家的钱,千万不要把家门外的东西带回来。”有一次,他的老母亲病了,他在路上买了一包水果糖回去看望,他老母亲说:“怎么买那么贵的东西,去哪里拿来的?”他说:“这个糖是我买的,听说你病了,你放心!不是别人送的。”可见,老太太对老书记家教很严。

有一次,地委宣传部的下乡工作队员到他家去闲坐,看到他家吃的是面果儿饭,工作队回保山后就把这件事说了,他知道后回去看了一下,问老母亲:“家里是不是经常吃面果儿饭?”老母亲说:“吃面果儿饭可以啦!面果儿饭不但营养好而且劲儿还大,过去吃鸡嗉子果儿(一种野果)还吃的嘛!面果儿饭已经很好了!”老母亲心态很乐观。老书记说:“我想办法给你们买一点精细粮。”老母亲说:“你不需要买,你那些工资不是要还账吗?你拿去还账好了,我们吃得饱就行了。”我认为杨善洲精神的形成有多种原因,一个是受党的教育,一个是家教,再一个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其中,党的教育是最重要的。

采访组:您知道杨善洲同志关心家乡百姓的事例吗?给我们讲讲。

苏加祥:事情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当时老书记担任保山县副县长兼任北庙水库建设副指挥长。有一天,在工地上遇到几个施甸姚关老乡,才见到他就眼泪汪汪地跟他说:“杨县长,我们特意来找你,有个困难需要你帮忙。因为这几年干旱,小春大春都老火(欠收),收不起粮食,也不够吃,所以我们就到湾甸坝亲戚家借得几驮粮驮回来,来到姚关尖山大队,被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拦下来,说我们这个粮食是拿了走黑市,我们好说歹说都不行,就把我们的粮食没收了,没收了粮食,叫我们一家怎么活?我们想来想去只有来找您了。”他说:“好!好!好!你们等我一下,我跟指挥部请个假,请了假就跟你们回去处理。”

回到姚关老家后,他首先回家,了解到家里同样缺粮缺得严重,于是决定到湾甸亲戚家借粮度日。当他赶着驮着粮食的骡马路过尖山大队时,也被支部书记带着五个全副武装的民兵拦下了,硬是要没收他的粮食,跟那几个找他帮忙的老乡遇到的情况一样,不管他怎么解释都没有用。双方争执起来,尖山大队支部书记居然掏出了枪对着杨善洲。杨善洲非常气愤地说:“你这枪到底是对着农民还是对着敌人?”后来杨善洲表明了身份,带着支部书记来到姚关公社。到公社后他就跟公社党委书记说:“把他撤了,这个支部书记当不成,老百姓的疾苦他也不问,不分青红皂白把人家借的粮食没收了,晚上在大队煮了就吃,老百姓饿着他不管不顾。”他还和公社商量,给没有粮食吃的老百姓开个条子,把他的名字落上,去湾甸借粮食回来就可以通行了。后来,他借回来的四驮粮食驮回去大柳水给缺粮的人家都分了,一家分了一些,人少的少分一点、人多的多分一点。

 

采访组:您跟杨善洲老书记那么多年,一定听到过他的一些轶闻趣事吧?请给我们讲一讲。

苏加祥:发生在老书记身上的轶闻多了,农民本色给他闹出了许多洋相,可以说他也习以为常了。有一次去德宏州参加地州党委书记会议,车子刚到宾馆楼下,接待的人看见一个穿着很体面的人从车里下来,就连忙跑过去和他握手说:“欢迎保山地委领导的到来。”其实这个人是驾驶员,他急忙说:“我不是领导,这位杨书记才是领导。”后来吃饭时安排驾驶员在招待所第一层,领导安排在招待所第二层。他上二楼时被服务员拦住说:“对不起,你在一楼就餐。”他也没有过多解释,转身就去一楼就餐。开饭时省委副书记有工作要安排,没有看到杨善洲书记,就问:“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怎么不在?”工作人员连忙去找,见他在一楼跟驾驶员、师傅吃饭。找到他后,工作人员就批评服务员怎么把杨书记安排在一楼就餐,服务员说:“我们看着他像驾驶员,就把他安排下来了。”他及时给服务员解围说:“不怪她们,她们又不认识我,在哪里吃还不是一样,我吃完上去开会就得了,这个简单啊!”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过很多次,有一次是饭店直接不让他进去里餐厅吃饭。里餐厅是招待会议人员的,因为他穿着十分朴素,根本不像个地委书记,不像个领导干部。就把他拦在外餐厅吃饭。他被堵出来,在外餐厅买了几个馒头包子,来到院场一棵树下吃起来。省里领导见席面上没有杨善洲,就派人找他。找他的人找到他就问:“杨书记,您怎么不上去吃饭?”他说:“酒店的人说我们在外面吃,恰好开会开累了,在这里休息一下。”来找他的人把酒店领导找来问:“你们是怎么服务的?这个是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你们竟然不让他进去吃饭!”“他是地委书记?”那个酒店负责人满脸惊愕地望着老书记,怀疑是不是介绍错了。我跟他开玩笑说:“您就是因为外表太普通,让有些人眼光难以判断。”他说:“判断不出来更好,去到哪里要抖身份有什么意思!”

采访组:苏加祥同志,杨善洲同志一生两袖清风、清廉为官,据您所知,他是怎么说怎么做的?

苏加祥:借用原保山日报社总编辑唐定国对老书记总结的一句话来评价:“杨善洲是我遇见过的最爱干净也最干净而且一生都很干净的人。”在我们长期跟他接触的过程中,就有许多例子来印证这个结论。他平时跟我们讲,做人讲卫生容易,衣服洗干净一点,晚上睡的床铺洗干净一点,饭菜洗干净一点,完全可以做到,一点也不难。但是真正要做到脑子干净,是要经过很多磨练的,这话我非常愿意接受。

有一次我陪他去腾冲胆扎下乡,快到胆扎时,见到一片玉米地,他就说下去地里转转。那时已经是十二点半了,我感觉饿了,就淌虚汗,他看我饿得受不了,就让我看看附近能不能找到吃的。后来我看到不远处有个窝棚,走近后看到了一个守玉米地的老人。我说:“老大爹,我们是来下乡的,肚子饿了,和您要几包苞谷吃,可以吗?”老人让我想吃多少自己去地里拿,后来我拿了七八个回到窝棚的火塘上面烧着吃。走的时候,老书记就指指我的口袋,我马上知道了他的意思,于是就问:“大爹,您的包谷需要多少钱?”老人说:“什么钱不钱的,几个包谷而已,我们少吃一嘴就行了,不要钱。”老书记说:“老大爹,你少吃一嘴,我们就多吃一嘴,现在一些腐败分子就是多吃一嘴,就不想想别人就少吃一嘴。”我接受老书记这方面的理念,所以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说过的这几句话:“去到哪里就想多吃多占,用我们保山老百姓的话讲就叫渣筋(贪便宜),这个习惯要不得,哪个不想占?但是别人能有多少东西可以让你占,你多吃一点别人就要少吃一点,你良心过去得吗?”

有一次他单独跟我说:“小苏,我们当官就是想着帮别人做事,一定要清楚这个原则,老百姓有时到机关来办事,机关部分的人就板着脸,有的还在那里发脾气,像什么话?这样的人当官就是当不成,你是当官的,你就是家长,老百姓有事不找你找哪个?”1976年龙陵发生大地震,地震波及到老书记的家乡,把他家的堂屋山墙震坍了,家里就打电话给地委办公室转告他。大地震发生不久,地委就召开常委会布置抗震救灾会,会议结束后,老书记和一名常委下乡到龙陵抗震救灾。在路过七零七的路上,秘书说:“老书记,到了七零七我们就去一下你的老家姚关看看?”老书记没有回答秘书的话,说着就到了七零七。驾驶员把车停下,老书记说:“走!走!走!施甸不去了,还是朝龙陵方向走,龙陵情况紧急。”这时他又说了一句:“你当一个领导,什么家里面公鸡母鸡打架,把鸡圈打翻了都要回去看 ,这样的党员干部就是整不成(不合格)了”。当时秘书就把这句话记下来了,老秘书给我看过的,这个话很朴实。

采访组:杨善洲同志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农民式干部。您和他共事很长时间,您是怎么看待对他这一评价的?

苏加祥:老书记的的确确是一个农民式的干部,做人做事实实在在,但他从来不把自己看作是官儿,只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1980年,胡耀邦总书记来保山视察,地委领导在地委大院等候。老书记认为,在地委干等着也不是个事,不如去板桥一边栽秧一边等。胡耀邦总书记来到板桥,老书记就连忙从田里回来迎接总书记,回来的时候裤脚还卷着,而且高一只低一只,这不是我乱编胡说的,有照片可以作证。他没有任何作秀,自己是什么形象就是什么形象,哪怕是国家领导人来了,也从不改变他本来的面貌。

采访组:杨善洲同志是从大山里走出的干部,他一生本色不变,一生坚守着朴素的为官之道,不贪不占,廉洁一生。请谈谈您的看法。

苏加祥:老书记穿着虽然朴素,但是从不邋里邋遢,随时都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我们一般人出门或者去做客时,都要穿上最新的衣服,认为这样才体面才像个样子。老书记去省城开会,去之前就把他平时穿的那两套洗一下,从不会买新衣服。当时我们很多人都议论,他工资那么高,不可能连件新衣服也买不起。后来根据他的行为以及他所做一些事的理念综合思考,得出的结论就是他永远保持自己的本色,自己是什么就是什么,不变换脸谱。

有一次他家里要修房子,他家女婿就打电话问他,说房子里腾出的錾子、锤等石匠工具还要不要?如果不要就当废铜烂铁卖了。老书记马上回答他说:“要呢!要呢!要留着呢!”他退休后,我跟他探讨起这个问题,他说:“小苏,当官不是我们一辈子的职业,如果退休以后我还动得起,后半生还要靠它来谋生。”老书记说话比较有智慧,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虽然学历不高,就跟曾国藩老母亲说的做人长、做官短的道理如出一辙。当时我年纪轻无法理解,后来慢慢通过对他的一些观察,我便深深地理解了这个老人。老书记有句话对我启发很大,他说贪官吃的是老百姓的血汗,迟早一天要遭报应。

在他临去世前发生的一件事,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我去看他,可能是他预感到自己时日不多,就找子女交代后事,让我也留下。他说:“有件事情你们帮我处理一下,原来南边有一个面粉厂成立的时候,老板把我们退休老干部请去看看,提提意见。去了以后,老板发了一块电子手表作为纪念品,当时我不要,我说手表我有。老板说这个是一个纪念品,并不是向你们送礼。面粉厂办公室主任也说,送您的这个电子表我们已经上账了,不好退,退了无法处理。没办法,最后我只好收下。回去后就交给地委办公室,办公室的同志说,这是人家送给您的纪念品,我们不能收。没办法,只好把它拿回家里。你们帮我交一下,这辈子别人的东西我坚决不要,你们一定要帮我还了。”当时我听了以后偷偷地流泪了,觉得他做到这一步真的是很不容易,这才叫真正的两袖清风。当时地委所有干部的自我要求都很严,跟老书记这个榜样是密不可分的。

来源:《杨善洲在施甸》编撰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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